展望下一个世纪的人类社会，学者纷纷从不同的洞察社会的角度作了种种预测，政治家眼中是铁幕的消失，两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世界主义的到来，民族主义的复兴……;经济学家看到国际金融体制的多元化、经济合作圈的兴起;未来学家则期望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变迁。以上诸观点都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部分演变，但人类社会总体文明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大舞台上究竟呈现出何种前景呢?
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趋势及假设，诸如：西方文明常盛，继续领先;或西方衰落、东方的兴起;文明将成为冲突的根源等，均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部分的现实。作为文明的本身，自古以来即是在相互影响和矛盾中完成交融与发展的，而下一个世纪，文明相互交融的步伐将无法阻挡，文明的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未来的社会、民族国家之间、宗教国家之间及政治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虽依然存在分歧，但各种文明之间将通过现代科技、生活方式、交通工具、电视传媒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文明之间必将相互渗透，相互理解，相互容纳，诸文明之间将致力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兼收并蓄，以增添本文明的内涵，达到维持自身持续演进的目的。这无疑应当是21世纪全球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景。
一、当代文明融合的趋势
随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旧秩序的最终瓦解，在世界舞台上迎来了许多非常重大的变化。无论是在贸易、科技，还是生活方式上，全球一体化都为文明的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
今天的贸易，不仅仅使160多个国家之间贸易不断扩大， 而且缔造了一个繁荣的、互相依存的、统一的全球经济，过去我们交换的是基础产品：原料、食品和钢铁，现在我们什么都交换，金融工具(股票、债券和货币)买卖剧增，我们吃的、穿的、听的和看的——即构成我们生活方式的所有东西，全都上了买卖市场。新的生活方式以光速向世界传播，到处扩散。
在烹调这一领域，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物品空前丰盛的国际性大都市。依据日本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份食品杂志《美味佳肴》报道：1975年美国只有大约300家寿司食品店，到1980年这样的食品店已超过1500家。
美国人在品味泰国和阿富汗食品的同时，美国的快餐却主宰了国际市场，从阿鲁巴岛到伊斯坦布尔，从慕尼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台北，麦克唐纳的快餐店比比皆是， 麦氏公司在全球 100 个国家里开设了10000个以上的分销店。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构成人们生活的日常生活是时装出现国际化。
空中交通工具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科技使到太平洋彼岸的距离大大缩短。
电影、音乐和娱乐的大量传播，电视节目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使它们通过语言和图像，越过表层交流的界限，跨进了价值观的领域，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基本准则，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
推动全球生活方式向统一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英语广泛使用。语言作为传播文化的工具，是促进全球同一化的主要因素。
英语将首先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语，全世界有12个国家约4 亿人以英语为母语，比汉语少，但英语的分布范围更广泛。如：
1.传播媒介与交通运输以英语为主;
2.在信息时代，全世界1亿多台电脑中80%是英文资料;
3.国际贸易、外交中均大量使用英语。
在全球生活方式同一化的趋势下，虽然我们仍然存在一种肯定自己独特文化和语言的原望，一种抵制外来影响的情绪，但这并不影响文明的融合。正是由于存在着文明的差异性才使文明之间交融出现不同的优势，才有特性。人类越强烈感觉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就越需要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和特点(参看《2000年大趋势》的有关论点)。然而，这正体现了文明的融合方式，在冲突中增添、扬弃、吸收和熔化。
当代文明融合的另一特征就是区域性合作的加强。
二战后在许多新涌现的独立国家中，多数国家并无自愿加入两极世界体系的倾向，在他们以某种怀疑的目光环视权力两极时，尤为关注完成自身的民族使命，只是由于他们当中多数国家还很弱小，他们才不得不考虑到与其邻国和强国间的相互合作。随着两极世界的消失，有必要发展比50年代末国家间组织层次更高的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及所作出的一个逻辑反应，就是发展区域性合作。
在社会文化均等的一致性和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基础上表现最显著的地区联合集团就是西欧共同体，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的集团组织。
1967年，西欧六国创建了欧洲联合的最高组织形式——欧洲共同体，意味着它们不仅要实现经济联合，而且还要加紧实行政治、军事及其它方面的合作。至1986年，欧共体扩大至十二个国家，很自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统一的国家集团。
同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加入了这一历史进程。
二、文明融合中的怪论
究竟国际政治的形态，其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
亨廷顿认为：“新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明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1〕
为此，他列举了自认为是文明之间战争的若干例子：1.西方与伊斯兰(指阿拉伯)的战争;2.巴尔干半岛诸国争端;3.印度南亚次大陆的对峙;4.非洲边界争端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地区正是今日的热点地区，翻开近代历史，我们即可知其冲突的真正根源：
对于19世纪的东方问题，英殖民帝国在近东(巴尔干半岛、土耳其、阿拉伯半岛)的三大方针是：制止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使俄海军不得进入地中海，土耳其应成为反俄的屏障，君士担丁堡是连接东方的金桥。
由于各怀鬼胎，西方殖民者英、法、俄三国在该地制造了大量的争端，以求达到掠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在耶路撒冷，其争执点是其圣墓、神殿与建筑物，它们分别被天主教、正教和其它宗派占领。欧洲君主们把在耶路撒冷产生的冲突看作是自己在东方影响力大小的标志。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英、法两国因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
1853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其起因是俄国人希望与英国人瓜分土耳其，侵犯了英国的利益。同时，法国人为恢复在近东的传统政策，洗刷原来的耻辱，以保护圣地为名，反对俄国支持的希腊正教徒对圣地的侵犯，同样俄国借口保护土耳其境内正教教会的原因占领了多瑙河沿岸诸公国，俄国的扩张野心，最终使英法联合共同反对俄国，在政治、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英、法、俄等国在巴尔干和西亚刻意挑起民族的冲突，从而种下今日的内乱根源。
在非洲，古代非洲各国并无现代意义的边界线，原因是：
1.非洲大陆地广人稀;
2.居民为游牧民族，为寻找牧场和水源，部落经济迁移，使边界线成为多余事情。
近代意义上非洲边界是欧洲列强在瓜分这块大陆时划定的。1884年，英、法、德、俄、比等14国在柏林召开会议，按经度和纬度以直线划分非洲各国边界，这种方式在实际中难执行，必然挑起边界纠纷。二战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边界问题即成为争端困扰至今。
在南亚次大陆，英殖民者一手炮制蒙巴顿方案，形成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无休止的冲突和对峙。
海湾战争被亨廷顿视为西方文明对阿拉伯伊斯兰的一次正面冲突，事实并非如此。“萨达姆将世界石油储藏量的20%控制在手，就可以操纵世界石油价格和随意发落美国和它的盟友，提高油价会导致通货膨胀，使本已暗淡的美国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2〕西方世界自然不愿看到一个能卡住其脖子的石油大国出现，何况本次战争多国联盟部队还有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一批伊斯兰国家呢?
很明显，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亨廷顿危言耸听“未来文明的冲突将是儒家和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抗”的断言，更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作出这种凶险的预言只能说明作为冷战斗士的亨廷顿还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走出历史的误区，仍死抱住西方中心史观不放。但是，全球文明融合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个人也改变不了的。
三、儒家文明在文明融合中的积极作用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视角看，中国的儒学极大地影响并规定了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进程，在历史上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东方文化，造就了一度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东方文明。近三十多年来，原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正促使东、西方的有识之士重新审视和评估儒家文明的精神价值及其蓬勃的生机。时贤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儒家文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影响的大小，而是儒家文明在全球文明融合的大趋势中所发挥的特定的积极作用问题。
儒学创始人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流派互相争斗又互相影响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孔子既是一个“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 传播“道德文章”，提倡“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宣讲“天下归仁”的崇高理想的人物，又是所谓以时创新的“圣之时者”〔4〕。有“述”有“作”， 有“因”有“革”，有“扬”有“弃”，既继承又创新，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精髓与内核。汉代以后，儒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学虽然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却始终绵延不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与中坚，在型塑和造就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或国民性方面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作用，成为东方文明的常盛不衰的内在灵魂!
与西方文明相比，以儒家文明为内核的东方文明在全球文明融合中有其特定的积极作用：
第一，儒家文明有利于人类智慧的拓展
继儒学创始人孔子之后，出现了无数擅长哲学思维的儒家学者。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等，可以说儒家学说的大哲学家代不乏人。他们都是儒家传统的自觉继承人，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使儒学这棵大树枝叶茂盛、根深蒂固、硕果累累。儒学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知行论、修养论、境界论等一整套哲学学说，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显示了中国哲人的高度智慧。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富于创造的民族。由于儒学包孕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因此充分揭示儒家哲学的丰富内涵，开掘其精神价值，有利于拓展全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智慧，从而将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理论思维水平推向新的高峰。
第二，儒家文明有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儒家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举世公认的。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儒学成为一种高度哲学化了的道德学说，规范并制约着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儒家的道德哲学尤其重视人的修养，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地扩充内在的仁心善性，提升精神境界。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大人物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天人合一”都是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特征。二千年内，儒家贯穿于中国全部历史，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儒家文化规范制度和化民成俗的政治教化作用。儒学所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深的道德传统的民族。举例来说，儒学关于诚与信的道德观念以及敬业精神为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范本。体现在管理方面，西方管理思想注重于人的“恶性”管理，而儒家管理思想则着眼于人的“善性”管理。西方管理思想注重于人的各种欲望的研究、激励和管理，而儒家管理思想则重视于人际的相互协调和人性的塑造;西方的管理强调对管理对象的“监督、制约”，而儒家管理则重视对管理者的自我约束即自修明德，自我修养，自我提高。曾经导致科技和工业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固然给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带来许多好处，但也造成了不少严重危害，诸如道德沦丧、吸毒犯罪、尔虞我诈、杀人抢劫等社会公害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居住条件恶劣、家庭解体等社会问题。种种弊端所产生的颓势，促使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破产，使得西方哲人和有识之士愈来愈瞩目东方文明，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补偏救弊、匡世济时，把人类的整体文明和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儒家文明有利于世界新型文明的创建
众所周知，思想价值观念是文明的核心层次。而儒家文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价值系统，其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推崇大一统的国家和民族观念，追求大同世界;在经济上主张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诚信待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力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在人生追求上，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个体的价值存在于群体的价值之中，强调人对社会、对群体的责任，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在道德价值观上，提倡以天下为己任，鼓吹仁与礼的统一，重视人性的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等等。受此价值观的培育和陶冶，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一种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形成了东方文明的传统。这种传统是民族繁衍昌盛的瑰宝，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遗传密码，对全民族起着价值导向、文化认同、民族凝聚的作用。同时由于这种遗传密码存在，中华文明不仅保持着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有其一贯的走势而且又以其开放和兼容的博大胸怀从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主地、有选择地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内涵，融合古今中外，创造适合时代需要，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新型文明。
今天，当西方的实证科学过分地追求和强调对事物局部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而陷入这样或那样困境的时候，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公开宣称：西方的实证科学应该到东方文明中寻找理论根据，以便找出解决西方文明弊端和固疾的有效方法。这一切显示了：人类的文明是统一的。西方的精神创造只是人类整个文明的一部分，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和统一，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毫无疑问，儒家文明在创造全球新型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将扮演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走进中国。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地球上最美丽、最灿烂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所创造的文明便诞生了，在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大潮中让儒家文明这朵奇葩开放得更加艳丽多彩吧!
注释：
〔1〕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June, 1993.
〔2〕[美]鲍勃·伍德沃德：《800天三次出兵》，林祥铭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3〕《礼记·中庸》。
〔4〕《孟子·万章下》。
来源: 《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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