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世界政治”;“想要理解中国政治，就不得不去理解中共”。在全球蓬勃发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研究”中，与中共有关的论著、报道和话题逐年增多。中共十八大后，世界再次掀起研究中共的热潮。
一、“一个改写中国命运的政党”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90年里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取得非凡成就，世界为之惊叹。这既要归功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汉斯·范·德·文说，中共是让“中国从贫穷和屈辱中站起来的了不起的政党”。
开辟了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首先，“中国道路”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季塔连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使中国建立现代繁荣国家的目标变得具体可行。其次，“中国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创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认为，中共“没有迎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或政权更替的预言”，坚定走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反而创造出“中国奇迹”。第三，“中国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认为，“中共的发展既不同于它的苏联导师，也不同于欧洲的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一种‘深刻的本土化’特征”。第四，“中国道路”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与生命力。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格里菲思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让全球动容。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沈大伟说，“中共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国外许多学者、政治家认真分析、总结出这条“民主发展道路”的八个特点和内在优势：
一是“集体领导制度”。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爱丽丝·米勒等认为，“中共实现了集体领导体制的民主化”，这是一种“成熟的、有效的、独特的民主”。二是“党内民主制度”。美国学者黎安友、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等认为，差额选举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票决制、任期制、轮岗制、绩效制、责任制、公推直选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等，显示出中共民主政治制度新规范的重大进步。三是“选贤任能”制度。丹麦学者柏思德认为，同西方选举制度相比，中国实行的是一套选贤任能的制度。四是“权力交接制度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和黎安友等学者认为，中共权力交接已经有序化、制度化、程序化。五是“协商民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南非学者拉埃尔等媒体和学者认为，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提供决策意见，各方的声音很好地“纳入了国家发展的纲领中”。六是“大众参与和利益诉求制度化”。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说，中共让不同阶层或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建议都在党内有体现和表达，并“把各种利益诉求汇集在一起”。七是“民主决策科学化机制”。悉尼大学教授克里·布朗说，中共让“信息更加公开，执政更加透明，程序更加规范”。八是“纵向民主”。美国学者奈斯比特说，“中共执政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一个持续重视自身建设的政党”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治理”及“治理质量”。
中共是一个学习型政党。欧洲左翼党主席比斯基认为，“中共已成为一个开放学习型的政党”。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说，“中共是时刻在学习、在进步的政党”，并鼓励其党员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任何领域”。这种开明的风气，使中共“成为了当代执政党的一个模范”。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共高层“定期听取有关经济和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的讲座”，认为这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有效举措。印尼学者伊格·维博沃、新加坡学者黎良福等对中共通过党校系统，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各种应对环境变化的现代知识”给予高度评价。
中共善于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库恩说，中共认真学习国际经验，同时保持中国的特色和文化。沈大伟认为，中共“没有让自己局限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真正放眼于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可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季塔连科说，“今天的中国，没有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经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总结各个国家的经验，在汲取精华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共敢于修正错误。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说，“与西方民主政权中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知道如何对自己提出质疑”。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认为，中共从“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无不显示出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勇于认识、纠正错误的勇气和魄力”，这是中共“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重视自身作风建设。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国外反响热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废除虚礼，体现了清新风气”，八项规定“令外界耳目一新”。俄新社报道说，这一变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领导人的“新风貌”。韩国《东亚日报》撰文，认为中共领导层改进作风，很务实、很温暖、接地气。
三、“一个具有超凡执政能力的政党”
国外政治家、学者认为，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属不易，执政党应有“超强的执政能力”。李侃如说，“中国有13亿人口，比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原来组成苏联的15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还要多”，治理“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中共“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武科马诺维奇认为，“中共是世界上最具领导力的政党之一”，中共“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显示出中共超强的执政能力”。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易卜拉欣·阿梅里说，“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离不开中共明智且高超的执政能力”。瑞典学者拉格奎斯特认为，“中共的执政能力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外政治家、学者深入剖析了中共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一是高超的治国理政能力。波兰农民党最高执委会副主席萨维茨基说，中共“展示了治国理政方面的高效”。二是果断决策、强大的执行能力。柏思德认为，中共能够快速地作出决策，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均有所体现。三是凝聚人民力量的能力。巴基斯坦前外交事务秘书长扎基认为，中共的执政能力来自于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潜能”。四是科学的决策能力。托马斯·迈尔认为，“中共越来越注重科学执政”，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这是科学执政“正确的一步”。五是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主席卢奥洛对中共丰富的执政经验表示钦佩。西班牙《起义报》撰文，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共的干部培养制度”。国外许多政治家积极评价中共在选拔“有能力的干部”方面所具有的战略与长远眼光。六是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李侃如、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等认为，中共具有“参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进程的能力”，“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显得游刃有余”。
四、“一个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政党”
中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和“国强对抗”的历史定律，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全新道路。沈大伟说，“西方把经济实力发展和寻求扩张与支配地位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并不遵循‘帝国主义逻辑’”。基辛格说，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崛起是经济和文化现象，而不是军事现象。法国学者皮卡尔说，“回顾以前的世界，埃及、罗马、希腊、欧洲、美国都曾引领世界，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更加和谐，更加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促进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欧盟亚洲事务研究中心格林·福特教授说，“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让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教授奥如库认为，“中国梦”给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这“就是其他国家将从与中国的互利合作中得到更多发展机遇”。
中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舆论认为，中共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使之共同发挥作用，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道路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为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宝贵经验。芬兰议会议长海奈卢奥马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发达国家也能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经验。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一些国家提供借鉴。
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坦言，“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
(作者：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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