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创造丰功伟绩的前提。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全国人民对新一代政治家寄予厚望，而近期中央出台的一些举措也表明新一代政治家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决心与魄力。但是，事情最终要靠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去做，这就需要全国主流社会拥有更大凝聚力，形成一些对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基于此种考虑，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全党全社会展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一、前两次思想解放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共产党该干什么的问题。过去搞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能解放生产力。这次思想解放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高层以为只要不去发疯搞斗争，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能发展，而搞建设的手段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不过是“命令经济”，实际上，那些计划无科学依据。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层政治家体会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所以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的知识更新。但这次思想解放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有权问题。高层政治家似乎仍然把“公有制为主体”看做不可触碰的“红线”，基本不重视财物的产权形式与财物的经济性质之间的关系。有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表示，采用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既然两者没有关系，为什么与所有权有关的改革推不动?如果说利益集团起作用，为什么他们批评不得、改不得?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所以，二十年下来，国有企业的确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地盘，私营经济仅仅在国有企业来不及控制的新兴产业领域比较显赫，其他领域则是国有企业的陪衬。一部分私营经济其实是国有企业控制者将权力变现的工具，或是“洗权”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
因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到位，致使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我们的工资水平可以是欧美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产品竞争力却不敢说是别人的几十倍。特别是粮食生产，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所以，这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有了一点上升，国际粮价又有一点下降，粮食贸易便立刻有了麻烦。要不是低工资水平在支撑，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二、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任务
肩负中国走向新的辉煌的历史使命，要求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必须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私有制。
这一理念的具体要点是：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强调公共领域的平等、公正，而公共领域既包括公共品的产出和消费，也包括私人物品的使用所产生的公共性。对后一种公共性问题的调节、处置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也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对私人财物使用的约束。从后者也可以区分“古典私有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私有制”的不同。
第二，抛弃“主导一从属”这类笼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采用完全看做“工程技术”问题。要根据某类财物的经济性质，该采用什么所有制形式，就采用什么形式。通常情形下，对于公共品，可采用全民共同共有制或地方(社区、集体)共同共有制;而对私人物品(供给有竞争性、需求有排他性)，则可实行按份共有或私人所有。现实生活中，很多财物的经济属性模糊，针对此类财物，但能私有，不可公有。
第三，要重新认识“私有制”。区别于古典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排他性，政府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它予以限制。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大块土地，如果他将其圈围起来搞成一个封闭的、私密的庄园，就对社会形成伤害(即所谓“外部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应该限制其私密范围，要求他把大部分土地开放;如果他种植了树木，树林就应该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免费游览。
第四，过去我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就拿对我们数代人有巨大影响的关于黄世仁与杨白劳的“经典故事”来说，就有逻辑上的问题。黄世仁抢夺杨白劳的土地，被我们看做私有制的罪恶，可是，如果杨白劳的土地不被抢夺，也是私有制，这要不要批判?但我们会认为杨白劳拥有土地是合理的。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私有财产如何公正地分配。换句话说，罪恶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强权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如果有一套公正的法权制度，确保由公权维护合理的私人财产制度，后者就不至于成为罪恶。
第五，现代公权对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行使，有很多限制办法。一是限制用途。这是文明国家的普遍做法。特别是为了保护农地和其他能给环境带来正能量的土地，很多先进国家都有很多法规，不允许土地的权利人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二是限制交易。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土地交易对象和优先次序都可能做出限制，例如农地交易，政府可能规定必须将农地优先出让给有资质务农的购买者。三是限制收益。国家会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因土地权利产生的收益差别。例如征收房产税，拥有多处住房和豪宅的土地权利人享有的福利大，应按照累进税率缴税。四是追加责任。国家会要求土地权利人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土地进行保护，甚至一个社区都会形成规章，要求土地权利人照章行事，例如，院落要整洁、草坪须修剪等。有了这些特征，那种古典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私人权利就被颠覆了，社会主义意义由此得到了体现。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一，新的思想解放会确立一整套关于所有制的新的知识，意味着共产党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多年来，关于所有权的教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在这一领域充满了似是而非的说教，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第二，新的思想解放也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要求。笔者在全国农村经常做调研工作，深感各地官员对所有权改革的迫切要求。在广东、江苏这些地方，现在还有谁认为集体经济需要壮大?广东的同志自己都认为不要在农地使用领域学他们的股份合作制，但高层文件却持续提倡这样做。
第三，新的思想解放将极大促进我国生产力进步，增强国家创新活力。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在同一类企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
第四，新的思想解放也有知识界澄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较小的范围里实行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人们常常表示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例如，人们常说的土地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就有一些误解的成分在里面。据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在土地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情形的确存在，但也不是绝对现象。从我国土地改革历史文献看，民国政府时期的土地分配有的地区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则不然。但凡两极分化严重的地区，总是发生了严重的官场腐朽问题，官员强取豪夺，用权力将别人的土地夺到手。有些情况下则是因为政府对私有权不能有效保护，老百姓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豪门望族，自己求得耕种土地、养家糊口的安稳。所以，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恰恰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造成的。
第五，新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平等。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土地要素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就10%左右，其余国民收入主要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取得。资本收益因市场竞争产生平均化趋势，而人力资本所获收益也因教育机会的公平，有了相对的平等。惟有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才使得极少数商界巨子获得海量财富，这种不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与人们对所有权改革的担忧完全相反的例证屡见不鲜。我们国家尽管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近些年却持续出现因土地炒作而产生的暴富现象。深入探究起来，这种现象总与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有关，也与官商勾结脱不了于系。如果政府允许在经营性领域发展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政府发挥好建章立制、维护法治，在公共领域合理地限制私有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反倒不会发生。
第六，新的思想解放所倡导的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从全局看，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土地还是适用社会主义共有制，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土地仅仅是不到国土面积15%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总体说，我们国家可以实行以社会主义共有制为主的混合土地产权制度。从近年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看，土地制度弊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土地制度的弊端有关。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不改，国无宁日。
第七，新的思想解放也会为今后更长远的改革部署创造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希望在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政治。从理论上说，自由先于民主，适当的私人财产的积累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没有稳固的私人财产制度，贸然地全面推进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用较长的时间建立合理的所有权制度，是未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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