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强
中国人正在创造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而以此为基础创造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相信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经济水平低下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样的成绩令人钦佩。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跟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以日裔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提出了可以解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Z理论，这是用东方人际关系解释经济管理效率的尝试，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反观国内，虽然中国的经济腾飞早已为世界所承认，但是解释经济腾飞的社会科学理论显得比较薄弱。我们的理论创造究竟在哪里呢?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东方人的儒学理念制约了中国人市场经济腾飞的可能，但是，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早已推翻了韦伯的假设。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究竟可以从中寻找出什么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两百多年前，美国第一代领导人在费城会议上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部宪法所体现的治国理念，直到今天依然为美国历届领导人所遵循。宪法精神也逐渐融入了其民族理念，这种理念一旦符合了人类发展的规律，就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乃至一个民族的延续发挥重大作用。而寻找并修正这种治国理念，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科学关系着国家的命脉。
然而在国内，目前人们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仅举一个简单例子：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有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一系列国家级大奖，但社会科学却只存在部门系统的、各地区的奖项，而从来没有设立国家级大奖。没有设立就是没有鼓励和导向。同样，也没有哪一位社会科学的教授可以评为国家人事部认可的一级教授。
我们无法否认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占领某领域的科技制高点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单单靠自然科学研究去解决的。如果我们还像历史上的洋务运动那样，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可以实现救国的目的，那将是大大的错误。我们恰恰应该在最重大的社会科学问题上，有自己的长远目标和理想，这就是立国的理念。
目前，中国的人均GNP已经达到了4000~12000美元之间，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随之而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近来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某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的一种经济停滞状态。目前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均存在这一问题，导致其长时期经济徘徊不前。
回到国内，如果说我们把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叶这段时间定义为“第一阶段”，而将今后的发展定义为“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在前一阶段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本身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理：在第一阶段促使经济腾飞的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在第二阶段作简单的重复，便很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国家相继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关于发展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对此还探索得很不够，所以需要我们创新。如果以为只要重复过去的经验就可以维持高增长，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然，第一阶段有很多基本经验和做法是需要继续坚持的，但一定有一些重大的变革是前一阶段任务所没有的，如果不在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创新，我们的发展是不可能顺利的。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今后最重要的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并没有创造出与经济发展成就相匹配的、真正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这是一种遗憾，但也可以算是一个提醒，说明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并没有完成好。需要社会科学家们从多学科角度去进行探索，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发现，创造出让国际学界服膺的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人正在创造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而以此为基础创造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相信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曾创造过无数的经典理论。现在，中国学者也应该在此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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