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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文风贵在言之有物

作者:红旗文稿 发表时间:2013年01月26日  

  文风是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和事业成败。形成优良文风,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要求。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积极行动,为改进文风积极努力,许多媒体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本期刊发三篇文章,深入阐述改进文风的重要意义,值得一读。

改进党风从端正文风开始

◎ 张全景

  文风是党性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党的形象和事业的兴衰成败。目前,我们在文风上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形式主义,华而不实。有的文章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累牍,文字很长却了无新意,甚至观点都比较模糊,不知所云;有的照抄照搬,东拼西凑,词藻华丽,但缺乏真知灼见,不会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有的不熟悉群众情况,不懂和不会运用群众语言,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有的故弄玄虚,胡编乱造,实质是新的党八股、洋八股,为害甚烈,令人生厌。如此种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党的事业,影响党群关系,污染社会风气,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反对一切不良文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端正文风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上行下效,表率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讲话、写文章要亲自动手,精益求精。务必主题鲜明,表述准确,文字精练,语言鲜活生动。每成一文必反复推敲,每用一语必千锤百炼,不可草率,轻薄为文。大力倡导求真戒假、求实戒空、求短戒长、求新戒旧、求活戒死的风气,令人耳目—新,爱听爱看,受到教育和鼓舞。

  讲话、写文章政治观点要鲜明,特别是在重大是非问题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毫不含糊。现在,有人讲话、写文章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历史,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必须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决不能“绕着走”、“和稀泥”、当“和事佬”。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含糊其辞。这是当前端正文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广泛学习,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想写出好文章,必须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论修养不高,知识水平很低,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一知半解,写文章、作报告必然捉襟见肘,勉强成文,也一定是“假、大、空”。首先要学好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加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是最根本的保证。现在干部学习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份典型调查报告说:县以上干部通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占52.4%,读过《实践论》、《矛盾论》的占69.7%。论成绩,这是几年来在干部教育上的一大进步;论不足,从47.6%和30.3%的领导干部没有读过这几本经典著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明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还要下大力气去抓,抓出实效。当前,重点要学好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除了学习基本理论,还要广泛学习国史、党史、文学、科学和世界知识,学习语法、修辞、逻辑等等。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可能做到“事事通”,但应尽可能做到知识面宽广一些,这样就能站得高、看得远,胸中有全局。

  要敢于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说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讲话、写文章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章、讲话有了这样鲜明的风格,人民群众怎么会不热烈欢迎呢?要学会群众语言,写深入浅出的文章。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创造鲜活语言的大师。要想讲话、文章引人入胜,就必须深入实践,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有的文章、讲话引经据典,调子很高,但内容空洞,脱离实际,群众不爱看、不爱听,这些文章、讲话没有生命力,写了等于没写,说了等于白说。还要善于写短文、讲短话。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诸子百家的书,唐诗、宋词,流传千古,代代传诵,哪有很长的呢?周敦颐的《爱莲说》只有119个字,其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虽是短文,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深刻的教育意义,是很多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所不及的。当然,文章、讲话的好坏同长短没有必然的联系。该长就长,能短则短。我们反对的是无病呻吟,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事,千、八百字能说明的道理,为什么非要长篇大论呢?还要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思想。大段摘录领袖人物的话,乍一看思想性、理论性很强,实际上只是一个“文抄公”,没有新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毛主席读了很多书,但却不是到处引用别人的东西,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加强调查研究是端正文风的基础和前提。文贵务实,好的讲话、文章必须言之有物。有的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对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捉摸不透,讲话、文章“一大二空”,“为赋新词强说愁”,干巴巴地说教,不触及生活,不触及思想,通篇是“正确的废话”。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言之无物。摆脱这个困境,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只有吃透实际情况,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可能形成真知灼见。

  文风也反映人品。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文章、讲话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反映,道德人品、情趣爱好对一个人的文风也有影响。我们要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的道德情操,塑造真善美的人格,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是文章、讲话以外的功夫,需要我们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顿文风的思想

◎ 谢 毅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之一。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王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所以毛泽东说:“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不过,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又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食洋不化,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奉为圭臬,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鲁迅说过,他们“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这种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到共产党内,就是党八股。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八股文一样乏味。

  为了让人们认识党八股的危害,毛泽东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给它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党八股是怎么产生的?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文风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改进文风,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讲话、写文章都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文件出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当然,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也是要讲究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要向人民群众学习那种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同时也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为了培育清新的、活泼的文风,毛泽东选录列宁、季米特洛夫、鲁迅著作和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中的四段文字作为范本,供大家研究、借鉴。他希望大家“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虽然是70年前讲的,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很亲切,觉得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有关规定,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顿文风的意见,研究延安时期整顿文风的经验,是有益的。

好文风就要“真能文”——以汉文帝的一个文件为例

◎ 刘润为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汉书·文帝纪》)

  这是汉文帝刘恒于即位之初(前179年)下发的一道诏令,后人称之为“恤民诏”或“议振贷诏”。大意是说,当此春意盎然之时,草木及其他生物都得以享受生命的快乐,而我的子民中家庭残缺、生活穷困的人,有的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体察和重视。我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是什么感受、怎样对待呢?请你们议一议救助的办法,以重振他们的欣欣生意。

  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历代皇帝们的圣旨、诏书、诏令之类是不大受人待见的。然而,刘恒的诏令特别是这道“恤民诏”却一直受到后人的赞赏,连藐视皇权的明代文人李贽都称之为“圣主妙诏”。什么叫“妙诏”?就是好文件。

  好在哪里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不回避矛盾,不闪烁其词。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危机。自秦收束六国以来,先是状如猛虎的苛政,后是兵燹四起的板荡,将偌大中国折腾得百业凋敝、万户萧疏,百姓的元气消耗殆尽。于是,休养生息就成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黎民百姓的热切企盼。与民休息的重点自然是贫困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特困群体。刘恒即位伊始,就追随萧曹,下发这样一道诏令,可谓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开创 “文景之治”的确产生了基础性的作用。二是一扫呆气、暮气和死气。此文一起笔便打破定法,不入正题而先去点染万物春荣的神韵,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挥洒自如的气度。更出人意外的是由春日万物之乐而联想到民生之艰。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感触到了那颗忧民之心的跳动,禁不住为之动容。睹物自然难免要生情。但是,由于人的实践历程不同,价值取向、品格情操不同,其所生之情也就千差万别。沐春风而睹万物和乐,贪婪的周厉王盘算的极可能是收获多少猎物,放荡的明武宗则大概春心萌动,急于外出游冶并捎带着寻花问柳。同样的时节,同样的景物,在同是帝王的刘恒那里之所以撩动起忧民之情,则是由于他少年入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对民间疾苦深有体察,进而确立了牢固的民本观念和励精图治的远大抱负。根深才能叶茂。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深切的忧民情怀,成就了这篇鲜活生动、辞采怡人的美文。有人以为文件体(决议、指示、命令、报告)的写作不需要倾注情感,其实不然。自古以来,凡是受人推重的文件,无一不是情深意切的。在这方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也许是传播更广的一例。三是不说空话、套话和大话。一个顶层文件,竟然仅仅用了51个字!然而,在这个比当今博文还短的文本中,又包容了多么丰厚的内容!其间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揭示和忧思,也有对工作失误的反省和批评,又有对于官员们的委婉警示和劝导,当然更有对于工作的明确决定和要求,真可谓体约而不芜、辞约而旨丰。有人说,读此文如行山阴道上,风光满目而其味无穷,我看似不为过。

  古人论文,有“有意为文”与“真能文”之别。所谓“有意为文”,就是为文而文,如无端地编造新词或四六句之类。所谓“真能文”,就是确有正当需要才写,确有不得不说的话才写,而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毫无疑问,刘恒的这个文件就是 “真能文”的典范。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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