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来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古今中西之争”，既不是历史的假象，也不是人们误解或杜撰的结果，而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这一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中国历史发展面临的在时代性和民族性双重维度上的张力。
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告别传统。对于中国来说，“古今之争”归根到底源自现代化的挑战。“世界历史”带来的东西方民族的“相遇”，一开始是以非对等的方式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世界历史的开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古今中西之争”本质上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带来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历史发展在这一拐点上不可回避地存在的特有矛盾和纠结的真实表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能否成功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没有出路、中国文化的未来建构有没有真正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成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学理依据。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中华民族就在艰苦卓绝地探寻“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救国救民之道。各式各样的选择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都尝试过、失败过。通过不断地试错—调整，最终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由此才有了根本的转机，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获得了独立和解放，赢得了尊严，走向了繁荣和富强，真正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历史事实业已充分证明，复古倒退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早已证伪了走“回头路”的方案。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我们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严重受挫表明老祖宗的路已然走不通，只有积极地应对现代文明的挑战，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才能得到拯救。历史固然无法假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倘若依旧延续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路径走下去，中华民族不仅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回应并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国人深刻反思其中的教训。从硬件方面看，清政府的海军实力并不亚于日本，但北洋水师却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彼时的中国人发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引进西学，拥抱西方文明，结果实现了强盛目标。这促使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试图选择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论是渐进的改良抑或是激进的革命，从总的方向上说都是指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条道路在文化层面上的极致表现，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一些人认为的，中国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只能通过“全盘西化”，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移植过来，因而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全盘西化”的后果只能是形成一种“无根”的文化，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遗传基因将无从维系和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和主体性从而无法得以肯定。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昭示了一条真正可行的拯救之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形式，“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实践形态，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当年所追求的体现“理论彻底性”的“实践能力的明证”。这成为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理由和根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从时代性维度看。以启蒙现代性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反题”，不过是以知性的方式否定传统文化而已。这一点，格外显豁地体现在“西学东渐”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之中。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就是“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表现。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不可能找寻到解决“古今”之间对立得以辩证扬弃的有效路径。作为资本主义的解构者，马克思主义辩证地否定了启蒙现代性。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因此，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内在地蕴含着由“传统”到“反传统”再到更高基础上向“传统”的复归这一逻辑脉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马克思所谓的“发展的早期阶段”，指的就是传统社会。而“资产阶级的观点”赖以建立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则属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则是逻辑地和历史地扬弃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所达成的“合题”。它既以扬弃的方式包含了现代社会的规定，又以这种否定环节为基础有一个向出发点的“复归”。
也仅仅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赞美“古代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完全不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这里唯一的主导观点，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而不是珍惜劳动的价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希腊艺术”对于现代人所依旧不曾失去的高不可攀的“典范”意义。晚年的马克思甚至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这种在特定意义上对“古代”所作的追怀和肯定，决不是复古主义的，而是试图扬弃古今之间的知性对立。因为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既不是古代浪漫主义的原始“空虚”，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虚假“充实”，同时又以辩证否定的方式保留了两者的历史贡献。马克思的这种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提供了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表明，古代文化并不像启蒙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与其“一刀两断”的。
按照这一理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遇，不会拒绝一切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而是在扬弃的意义上接纳这一遗产，作为融入并改造中国文化的一条不可替代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这一路径的真正贯彻和典型体现。这种有机的“结合”，意味着在时代性维度上克服了“古今之争”。
其次，从民族性维度看。在1881年，晚年的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过俄国社会道路的可能性问题。综合复信的几个稿本，其中的一个基本意思是很明显的：一是俄国的历史“与西欧各国”的异质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只适合西欧各国”;二是“落后”的俄国被纳入“世界历史”后与资本主义的“西欧各国”的“同时并存”。由此决定了俄国所面临的两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历史选择：一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二是移植“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并不是他的一个偶然的想法，而是其唯物史观包含的学理上的可能性被种种历史机缘诱发出来并得以展开的一个结果，所以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中，以及在他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中，也都隐含着类似的意蕴。这一思想史事实表明，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一个完全合乎唯物史观基本逻辑的郑重设想。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东方社会异质于西欧社会的最具有本质意义的概念，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它虽然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的，但其内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被深入地考察过。对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强调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具体分析每个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把握时代的发展特点，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溯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其在客观上隐含着马克思晚年设想所固有的逻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人们也会产生一个疑问：对中国来说，这种“超阶段”的发展是否会因“早熟”而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因为，马克思毕竟说过，“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后来，马克思又强调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其实，中国道路的“跨越”性质，其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所决定的，因此也需要被置于“世界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和理解，由此才能把握其合理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阐释中国革命的任务和使命，都不能脱离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所依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单纯从一个国家的范围去考量，而是应该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去考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兼采中西文化之精华而达成的一种既独特又普遍的现代化模式。这就为打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格局和成见，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种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避免并拒斥了历史虚无主义，从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固有的“根脉”。经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起到的“中介”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能够真正实现本土化，从而获得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民族形式”，也就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那种仅仅局限于“本本”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超出了“西欧各国”的范围，在古老的东方结出了历史果实。这既是对“古今之争”的超越，也是对“中西之争”的超越。因为，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来到中国，其所代表的“今”，是以扬弃的方式包含现代性于自身的“今”，并在更高的意义上批判地吸收了“古”。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固然属于“西”，但它的适用范围却并不局限于欧洲，因为它的研究视野是全球性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同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生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融合本身意味着在本质层面上克服了“中”、“西”截然二分的关系，成为中西共融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作者：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2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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